数字治理的概念,数字治理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数字治理?如何看待杭州超越北上广,成数字治理第一城？

数据治理是组织中涉及数据使用的一整套管理行为。由企业数据治理部门发起并推行，关于如何制定和实施针对整个企业内部数据的商业应用和技术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流程。

杭州超越北上广成为数字治理第一城，是因为其相关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还是很不错的。

杭州是全国最早实现“扫码乘车”、电子社保卡全流程就医的城市，全国首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首个互联网法院也诞生于此。2019年杭州“城市大脑”从交通“治堵”拓展到各类民生服务当中，区块链看病、无杆停车等均率先出现在杭州。

自上而下植入的“数字化基因”，也促使杭州在此次疫情大考中也交出了满意答卷，从杭州走出的健康码、消费券等数字化工具扩展至全国，为数字化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2020年6月，杭州市政府与阿里巴巴签署深化合作协议，宣布加快建设“全国数字治理第一城”。

其他城市的数字治理发展情况：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治理时代的到来，使得城市之间在竞争之外，也有了更多协同的可能。报告显示，杭州的周边辐射带动能力强，长三角区域数字治理水平显著高于全国。

南京、宁波、合肥、温州、湖州、金华、无锡、嘉兴、绍兴等长三角城市均位于全国城市数字治理前列。地铁互联互通、长三角一网通办等创新项目最早在长三角落地生根。

数字治理包括哪几个方面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网络建设现状

(一)物质层面网络建设

经过近十余年的努力，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物质网络系统已经基本构建完成。这一系统从政府与社会的角度可划分为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从行政级别角度可划分为国家电子政务传输骨干网和地方电子政务传输网;从专业领域角度可划分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系统的业务网络。

1.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政务内网也可称为专业领域数字政府治理网络，由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业务网络组成，其主要功能是:为各级政务部门的内部办公、管理、监督、决策及部门内部或之间的协调提供平台，并为副省级以上政务部门的特殊办公需要提供平台。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务内网的构建步伐得到进一步加快，各层级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均在中央的领导下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业务网络。政务外网的主要功能是:为各级政务部门展开社会管理、公众服务提供平台。我国电子政务外网目前已连接中央政务部门53个，连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随着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网络建设的进一步展开，这一网络将覆盖更多的地方政务部门及各级政府，继续保持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2.数字政府治理的传输网。这一传输网由国家传输网、地方传输网和专业领域业务网络(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业务网络)共同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相互交织，呈现网状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某些领域信息资源的较好整合。

(二)组织任务层面网络建设

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均可通过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提供诸多公共服务，下文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网络建设的情况为例展示这一领域的现状。

1.认识不断深化，构建进程稳步推进。近年来，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等一些发达省市持续加大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方面的投入。这些省市以数字政府治理物质层面网络为依托，以及时、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其所需的公共服务为目的，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步伐。总体而言，这些省市在深化对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认识的基础上，依靠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方面领先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

与此同时，云南、陕西、新疆等西部省份也加快了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步伐。与东部的经济发达省市相比，西部省份在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过程中面临地广人稀等现实困难，且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支撑，但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可以借鉴东部省份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经验，避免其走过的弯路。此外，我国西部省份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可利用这些资源获取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所需的资金。获得资金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培养的方式创造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所需的人力资源和技术，以图在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进程中尽量缩小与东部经济发达省市的差距。

数据治理到底在哪里治？对企业来说重要吗？有哪些可以进行数据处理的平台？

首先数据治理是数据中心建设的关键，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如果企业要数字化转型就必须要进行数字治理。

数据治理的对象必须是重要的数据资源，是关乎企业重大商业利益的数据资源，这样的数据资源可以称其为“数据资产”。正如北大教授王汉生先生所说：“数据治理不是对“数据”的治理，而是对“数据资产”的治理，是对数据资产所有相关方利益的协调与规范。”

数据治理到底应该放在中台，还是后台，我个人的理解是：小数据标准化治理靠人工、大数据预测性分析靠智能，将两者结合起来：“人工+智能”形成了完整的数据治理技术体系。一个企业的数据治理既离不开小数据的标准化治理，也离不开大数据的预测性分析。

国内外真正能做数据治理的公司并不多，国内厂商主要有四个来源，物资编码管理厂商（2010年前入行，最早也最普及）、PDM厂商（基本是大BOM的概念，较晚）、ERP厂商（最晚，但是也属于编码管理的延续）和其他后续（2015年后）入行的。国外厂商主要有IBM、sap、orcale、informatica达索、StiboTalend。国外做数据治理的厂商都相对较成熟一些，其中IBM数据治理委员会的方法作为主流理论之一。如果做数据治理IBM还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在国内也有很多代理商，比如上海德慧、北京神码等。

数据治理的概念、难点和最佳实践方法

为什么企业领导都热衷于数字治理呢？不可否认的是，数据治理很火，在DAMA 数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中，数据治理位于数据管理“车轮图”的正中央，是数据架构、数据建模、数据存储、数据安全、数据质量、元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等10大数据管理领域的总纲，为各项数据管理活动提供总体指导策略

谈到数据治理，很多企业经常讲它是一个涉及到企业战略、组织架构、数据标准、管理规范、数据文化、技术工具的一个综合体。没有数据治理实践经验的，一定会认为数据治理好“高大上”！又是战略、又是标准、又是文化。

然而，只有你真正做过数据治理人才知道：数据治理不仅都是脏活、累活，还是个受累不讨好，经常背锅，领导看不见价值的活。数据治理过程中，有时候是不被理解的。数据治理是个地基性工程，人们看到的永远是数据应用的“高楼大厦”，数据治理团队天天忙忙碌碌的，领导也不知道“这伙人”到底都在干啥？但是，只要数据出现问题，第一个被问责的就是数据治理团队。

都说数据是资产，数据治理很重要。大家也都说数据治理很重要，领导也很重视，但在很多企业真正实施的过程中，却总会遇到高层领导支持力度不足，业务部门人员配合不到位，数据治理的总是要给业务让路等等问题。究其原因：领导说重视数据，是真重视，还是嘴上说说？有没有将其纳入企业的战略行动计划？

数据治理要定战略、定制度、建组织，这是顶层策略，这每一项都牵一发而动全身，都需要高层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的紧密协同。

数据治理要立标准、理流程、清数据，需要对每个数据域、数据实体、数据条目、数据项进行梳理和标准化，甚至有时候需要人工逐条、逐字段的定义数据标准、核实数据质量。数据治理人员不仅要有良好的数据思维，还要有足够的细心、耐心和体力才能实现企业数据质量的不断提升，打磨出适合企业的数据标准。

数字治理有哪些研究方向

（1）要让“互联网+”成为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默认思维，而不是备选方案。在防疫和应对其他危机时，政府部门首先要考虑“互联网+”是否可能。在互联网时代，技术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技术是万万不能的。很多地区在此次疫情防控初期陷入惯性思维，盲目采取手工操作和人海战术，殊不知磨刀不误砍柴工，“互联网+”可以使疫情防控事半功倍。从这些信息技术应用案例来看，其背后的技术原理并不复杂，很多都是现成的，而能否得以使用，关键取决于政府部门是否有“互联网+”意识。各地区和各部门在防疫表现上的差距，也主要体现在是否有“互联网+”的工作思维和应变能力。加强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互联网+”思维和能力，是此次防疫工作给数字治理的关键启示之一。

（2）数字治理要做到“平战”结合，并在应急管理时可以实现“平战”转换。疫情暴发是对数字治理和智慧城市等建设项目的一次突袭式“体检”或压力测试，它暴露了这些项目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也为其未来完善指明了方向。之所以一些城市的数字治理无法为疫情防控提供支撑，就在于智慧城市建设并没有做到平（时）战（时）结合。它们在常态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在战时状态却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未来应加强数字治理项目的应急管理功能模块，使其在支持常态运转的同时为应急管理提供“即插即用”和快速转换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使平时的数字治理项目在战时可以快速转换后投入使用，而不必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

（3）要突出数字治理的功能性和应用性，并主要依据其使用情况和效果进行绩效评估。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发的数字治理项目虽然功能齐全，但是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这既可能是由于系统设计同用户需求不匹配，也可能是因为对用户的培训不够。比如，基层医院都同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建立了联系，但是相关人员要么不知道如何使用，要么认为它比手工填报还更加麻烦，使其在疫情暴发时得不到及时应用。这意味着在对数字治理项目进行绩效评估时更多注重其功能性和使用情况，并倒逼研发部门和企业注重用户培训和使用体验。

（4）推动大数据在不同部门、地区和层级之间的共享共用，促进企业间大数据协同应用。大数据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利器，但是分散、割裂和碎片化的大数据则大大制约了其应用潜力。这既涉及政府内部不同地区、层级和部门的数据共享，也包括各类企业之间的数据交换。比如，三家电信运营商各自掌握的大数据都不完善，但是在工信部的协调下实现了数据融合，从而大大增强了精准防疫能力。要推动大数据的跨界融合，使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政府和企业大数据的开放，推动商业创新和社会众包。比如在复工复产时很多企业出现供应链衔接问题，而企业纳税和交易数据提供了解决线索。营改增以后增值税的缴纳数据刻画了企业的供应链，据此可以摸清企业之间的网状联系，并为复工复产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5）加强数字治理的顶层设计，提高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的统筹层级。此次疫情防控中涌现的大量数字治理创新令人可喜，但是也为进一步的系统兼容和功能融合设置了障碍。由于缺乏共识、标准和协调，各地区、各层级和各部门采取了不同的技术和系统，各自为政导致数字治理的碎片化，并使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层级之间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面临重重障碍。比如，一些街道和乡镇重复开发各自的防疫软件，这固然便利了本地区，但是却难以同其他辖区和更高层级进行兼容。加强调顶层设计并提高统筹层级，在市级乃至省级统筹数字治理的规划和建设，将有助于实现数字治理的全省乃至全国一盘棋。

（6）进一步赋能基层组织，增强街道和社区的数字治理能力。数字治理可以打破集权化和金字塔结构的官僚体系，使信息流动更加扁平化和分布式。但是，目前很多数字治理项目实则强化了既有的组织结构和权力格局，基层组织如神经末梢一样向上级和中央大脑报送信息，但是反过来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这使得很多基层组织成为逐级报送信息的传声筒，而缺乏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数字治理能力。这意味着数字治理在服务上级决策者的同时，更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管理放权和技术赋能，使其具备数字治理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7）加强平台经济治理，塑造数字治理的健康生态系统。疫情防控加速推动数字治理生态系统的重塑，使各类企业都能有一席之地。互联网行业往往奉行赢者通吃的逻辑，关于究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是大树底下不长草的争辩一直没有定论。互联网公司在疫情防控中释放了超强能力，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在数字治理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打造的信息基础设施，为中小企业快速研发和广泛推广其技术创新提供了平台，使其可以很快完成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测试和推广。比如，很多中小企业依托腾讯和支付宝的技术平台开发小程序，大大压缩研发和测试周期，并基于其庞大用户规模而快速推广普及。作为平台型企业可以有私心，但是更要有公心，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健康的数字治理生态系统。

（8）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基础上，加快社会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目前新兴信息技术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迅猛，但是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和社区管理等方面却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可以快速完工，使上千万人实时在线“云监工”，得益于互联网与建筑业的深度融合。目前互联网技术在各个新兴经济业态中应用广泛，但是在社会服务领域还有待发力。和互联网经济相比，社会服务领域是有待开发的蓝海，但也由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难以吸引企业关注。加强政府的引导、扶持和投资，吸引相关企业加快信息技术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应用，是未来数字治理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

（9）在加快数字治理创新的同时确保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得到充分保护。从此次疫情防控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业掌握的大数据可以实现对每一家企业、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场所进行精准识别和实时追踪。这既反映了数字治理可以释放的无限潜力，也揭示了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即数据泄露可能造成对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的巨大侵害。在推动数字治理创新的同时要坚持和守住数字安全的底线，特别是加强数字治理的法治建设和安全防范。区块链技术的公共记账、分布式存储、处处留痕等特征，为数字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未来可以在数字治理的许多领域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