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米巴巴模拟理论(霍米巴巴模仿理论)
求介绍几本关于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国内翻译过的比较权威的书。
身份政治貌似笼统了些。身份有多重划分方式，如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和种族身份（racial identity），阶级身份（class identity）等。关于性别身份政治可以看看波伏娃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其中就说明了Gender is politics。如果是种族身份的话可以看萨义德（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后殖民著作，包括第三空间（Third Space）、混杂性（hybridity）等概念。斯皮瓦克（Spivak）的“属下理论”也用于身份政治研究。
笼统的身份政治的话，建议先看看黑格尔的主奴范式，自我和他者（Self and Other），以及萨特关于他者的理论。
霍米巴巴 mimesis和mimicry的区别
finding
英 ['fa?nd??]
美 ['fa?nd??]
n. 发现；裁决；发现物
v. 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更多释义
[网络短语]
finding 发现,调查的结果,查找
Finding Amanda 寻找阿曼达,发现阿曼达,片
finding no 海底总动员,海底总带动,寻觅尼莫
数学奥林匹克印度成绩
印度学生在国际数学竞赛中摘得5枚奖牌。
据《印度教徒报》网站8月1日报道，印度一支中学生代表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中夺得5枚奖牌，其中包括一枚时隔七年再度斩获的金牌。
?
印度一支中学生代表队在本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摘得5枚奖牌。（《印度教徒报》网站）
在英国巴斯举行的本届IMO中，印度代表队面对来自112个国家的竞争对手，最终以总分156分的成绩排在第15名。中国队和美国队以227分并列第一。
印度代表团的普兰贾尔·斯里瓦斯塔瓦获得金牌，里塔姆·纳格等四名选手获得银牌。苏米尔·阿加瓦尔获得了荣誉奖。
据报道，这些选手在历经包括多项测试和训练之后被选中代表印度参赛。
从15万名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30名学生在孟买郊区的霍米巴巴科学教育中心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训练。训练结束时举行了一场奥林匹克竞赛难度级别的测试，最终选定了6名选手。
印度代表队副领队V·M·绍拉普尔卡博士说：“这是印度的一次重大胜利。印度时隔七年终于再次赢得金牌。”
他还称赞队员们在比赛前一天非常镇定，说这是他执教过的最自信的团队之一。
三年前曾获机会代表印度参加IMO的普兰贾尔说：“我没感觉到任何压力。获得金牌只会激励我提升自己。”他是代表队里唯一解答了属于“最难”类别的第3题的人。
队员们计划到金奈数学研究所或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究所攻读数学专业学士学位。
谈到印度数学的未来，银牌获得者阿努巴布·戈萨尔说：“这个国家正在摆脱JEE（注：针对印度理工学院而设立的联合入学考试）文化。学生对探索不同职业选择持更开放的态度。我看到国内有些知名数学研究所已可与国外顶尖学府媲美。”
绍拉普尔卡博士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数学在工业上应用十分广泛。我们都认为印度在数学教育领域的表现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糟。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最近开设了数学专业学士课程。奥林匹克竞赛取得了成功。前奖牌获得者正志愿训练这些学生。博士们回到印度在一流学术机构教书。”
印度在本届IMO的另一项成就，是比赛最后一题是印度人阿南特·穆德达尔提出的。这是印度提出的问题首次获得采纳。穆德达尔有丰富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参赛经验，曾获得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以及一项荣誉奖。
报道称，这支代表队的目标是令印度尽可能多地参加此类级别的竞赛。下一步，他们将组建一支队伍备战暂定于2020年4月举行的罗马尼亚数学大师赛。
后殖民主义是干什么的？
后殖民主义理论学理上主要承续自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对于文化等级主义和大众文化两个命题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和后代主义文化批判是最常用的。而事实上，后殖民主义就是后现代论述在美国本土化之后，从北美兴起，后来在欧洲获得联动的理论体系，其方法论是建立在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之后，并受到德里达解构主义影响，开始放弃追溯既定，先验的概念图式，而去追溯既定的话语体系，并寻求主体的定位。故而在其历史观上，也秉承着反对文本主义，追寻叙事主义的历史学研究，而叙事主义是70年代后现代女权主义开始广泛采用的文本批判体系，其重点在于叙事主体本身依赖的话语结构会使得历史叙事和编排本身的不中立性，也就是说历史文本本身是可以埋没女性主体性的叙事话语之产物，而后殖民主义也采用了这套元历史学。而这套理论专注的就是“欧洲殖民体系遗留的历史叙事，在话语空间中所造成的文化现象”而这套理论的核心命题，就是探讨“文化身份观”的问题。这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哲学中“身份政治”命题的一个延续，具体可以看我这个答案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出身底层的人。acel rovsion 的回答 。而由于文化批判理论的特殊性，这套理论从萨伊德开始认为福柯以及整个后结构主义学派并没有阐述清楚，话语秩序在实践中形成的权力空间，以及权力本身作为话语生成体的循环体系，是怎样具体作用在文化秩序网中（比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论”），故而萨伊德提出了“东方主义”的概念，比如西方学界将东方常年看做看成一种想象式的地理概念（imaginative-geography），也就是说，在西方中心话语的叙事体系下，“东方”成了一种现有象征秩序下的意符，其所指的只是西方人视角下的一种单一叙事而已，其原因是整个文化话语体系中，“东方”的主体性缺失并被话语秩序的叙事所建构。而到了霍米巴巴，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混杂矛盾，这个矛盾本身是叙事主体和叙事指代本身互相产生叙事冲突所形成的状态，也就是说，霍米巴巴追溯的话语体系是即成的西方中心话语为叙事主体下，东方主体与现权力空间相互交缠的叙事状态，这个叙事同时使得弱势的东方被另一方叙事所主导，而西方话语本身也受到东方话语的叙事反馈，将此作为研究的话语空间。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文化身份”命题，简而言之，在社会建构论以前的身份研究，往往认为“自我”（ego）是一个稳定，而且完全可以自主的存在，他可以独立于外界的叙事体系，体现为古典式的主体（Subject），但是社会建构论之后，这种笛卡尔式的身份观慢慢被建构论所取代，PaulRicoeur将认同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固定认同,是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另一种是叙述认同,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认同,它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述再现自我,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解过程中。那么在整个社会叙事中，你的固定身份（我一般称作先天性身份），有你所承载的先天符号在社会叙事中意义变迁相关。而后者直接性由话语空间中某个既定的主体，在第三方叙事下建构自我，这个既定主体可能是某种公共话语体系（比如我朝喜欢干的，动则诉诸“三观检测”），来通过价值判断完成身份阐述，也可能是某种既存的权力关系，当然这种权力关系是话语秩序在实践层面所产生的叙述策略，这就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也就是我在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出身底层的人。acel rovsion 的回答 里面反复提到的这个概念。。身份政治本身导致的权力生位差异，其原动力是“身份焦虑”，就是所谓的结构性歧视。而后殖民主义最主要的文化批判命题就是我提到的“文化身份问题”，并且通过文化身份命题的探讨，衍生到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权力体系，以及追溯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层面上对于现有秩序建构方式的阐述，这就是后殖民主义的主要理论建构，实际上它学理上是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后殖民主义的局限性
有人指出，后殖民主义可以说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概念。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 ）曾指出，“现在我们所谈论的后殖民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广，而且又显得那样地内在不一致，因而连那些赋予它们理论地位的学者们，对这个术语阐述完毕随即对它敬而远之。”的确，后殖民批评在时间与空间上巨大的包容力使得对这一理论的建构工作显得极其庞杂。而这一理论与生俱来的一些局限与缺点也限制了它的运用。因此，对后殖民文论的局限性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后殖民主义批评自身存在矛盾。首先，后殖民研究的中心是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如何摆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束缚，但是，和它批判的对象“东方主义”一样，后殖民研究却又不得不借助于西方的话语 。
其次，有人批评斯皮瓦克和巴巴等人仅仅注重纸上的文本再现……离现实越来越远。(研究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缺乏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
再次，后殖民研究越来越体制化之后，关注的范围越来越集中，论述方式越来越程式化，忽视了文化的特殊性、不可译性，轻易走地走向了普遍化。 当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谈论后殖民主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被误读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出现这样的误读原因很多，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后殖民批评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样难免产生一种偏激的批评观。
此外，后殖民文论的东方主义倾向也很明显，这样就很难秉承一种绝对客观公允的态度审视批评的对象本身。这或多或少与理论的建立者有关。无论是赛义德还是斯皮瓦克或是霍米巴巴，都来自前殖民地国家，又有在西方接受教育的背景，在审视西方文化时始终以一种“他者”的角色介入。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全面详尽地阐述了西方对东方的奴役与侵略，但是却有明显的淡化东方与西方内部各民族文化间时常带来残酷后果的纷争的严重漏洞，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拒斥总体叙事，强调异质性、差异性，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中回避采取一种坚定的价值立场。这样的一种倾向或许与后殖民主义采取后结构主义立场有关。
主体的消解，是后结构主义消解中心的努力的必然结果，因为所谓的“中心”，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需要的产物，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我们必然失去对自身存在的理解进而丧失自我意识，因此“中心”的中心是“主体”。按照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主体性，主体应该是统一、完整、自足的实体。因此，人，主体，意识这个三位一体的存在成为最终的绝对的“在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结构主义对西方传统思想的颠覆实验在“主体”问题上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而对“主体”的消解必然意味着对中心叙事的排斥，也就不可能采取某种固定的价值立场，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很难在这一理论的范围内找到某种合乎总体观念的存在，这是后殖民主义在立场问题上不可回避的。 一致性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呈现出既相联系又相冲突的十分复杂的关系。它们之间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斯皮瓦克
在当今的美国学术理论界和文化研究界,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 的名字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突破了西方中心的模式并完成了从 边缘步入中心的步骤后, 斯皮瓦克更是被当作仅次于赛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 或后殖民批评家。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女性挑战意识的女权主义批评家, 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 她既不像肖瓦尔特那样致力于建构一种女权主义诗学, 也不像法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和西克苏那样深深地受惠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理论。应该说, 她的女权主义批评既包含了从女性本身的视角出发进行的文学和文化批评, 同时也包括对女权主义理论本身的批评。